監獄裡放羊的孩子
「人能吞下的東西很多，遠超過你的想像。」這是矯正機關教我的，而不是從醫學院學到的。三十歲的收容人Ｂ吞了原子筆後，被送來診間。Ｘ光片上面還看得見他吞下的那支筆。不過幸好只是筆身的一部分，長度不到八公分，有可能自然排出體外，所以最後決定採取追蹤觀察。我們每天幫他拍一張X光，確認原子筆的「進度」到哪裡了。
不過，追蹤觀察第二天，又出事了。Ｂ將滅火器砸向Ｘ光室的鏡子，並用碎玻璃劃破自己手腕。在監獄官上前制止前，Ｂ不斷尖叫，割了手腕不下二十次。他絕望地大喊，要大家停下來聽他說話。機動巡邏小組壓制了Ｂ並將他帶到診間來。Ｂ被裝上腳踝保護裝置，我開始縫合他手腕上的傷口。
現場除了我，還有十多名機動巡邏小組的監獄官，我們一群人包圍著Ｂ。沒有人開口說話，但每個人的表情都若有所思。
「究竟Ｂ是為了什麼而選擇自殘？」在矯正機關工作的人，都會不自覺往這個方向想。大概是想戒護外醫、想搬到單人房，或是想拿到特定藥物，才會把事情鬧得這麼大。從過去經驗來看，這種情況不在少數，這樣的懷疑也是非常合理。
一邊縫合傷口的同時，我問Ｂ為什麼吞筆，又為什麼割腕。Ｂ說，家屬會面時，太太告訴他女兒生了重病。他擔心女兒，卻幫不上忙，會面結束後用力踹了桌子，附近職員見他大吵大鬧，並不是上前安慰，反而認為他在鬧事。一氣之下，就這樣吞下了原子筆。吞筆隔天，一位監獄官對Ｂ說：「又不是親女兒，你激動什麼？」那句話，讓他憤而選擇割腕。
我一邊縫合傷口，一邊告訴Ｂ，我懂他現在心裡十分難受，也知道他非常擔心女兒健康，但自殘不能解決問題，一定有更好的方式，能幫助他克服這個困境、找到解決辦法。然而，除了安慰，我能為Ｂ做的真的不多。
Ｂ沒有回到舍房，而是被送到調查室，當天下午，Ｂ再次被帶來醫療科，他用牙齒把傷口縫線全部咬斷。監獄官們圍成一圈，問他到底怎麼了。由於情況實在太荒謬，令我控制不住自己語氣，辛辛苦苦才把傷口縫好，怎麼又搞成這樣呢？這次，Ｂ說因為自己想看書，但被拒絕。此時，我突然開始懷疑，Ｂ自殘的原因可能沒有想像中單純，也許他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也說不定。
我問Ｂ是否曾接受精神科治療。Ｂ說，入獄前曾因間歇性暴怒症而服藥。可是都入獄好幾個月了，難道這段時間暴怒症都不曾發作嗎？他又說是因為監獄官經常幫他心理諮商。的確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有時候效果是會大過於藥物的。
看來「間歇性暴怒症」這個病名並不是主要因素。我再次替Ｂ仔細縫合傷口，並告訴他，如果平常感到生氣或鬱悶，就申請到醫療科接受診療。
「如果他們不讓我出來呢？」
「就告訴他們你要接受精神科諮商呀，這種小謊應該說得出口吧？」
聽我這麼說，Ｂ害羞地笑了。
後來，Ｂ每天固定會來診間兩次。逐漸開朗的神情，多多少少讓我感到有些陌生。他那如雨過天晴般的神色，讓人不想失去，也不想忘記。
獄裡獄外都一樣，其實很多時候，我們只是需要有人聽自己說說話。這些不尋常的行為舉止，很多時候都只是希望身邊的人能給自己多一點關心。
在監獄和看守所待久了，會發現這裡有不少「放羊的孩子」。然而這些隱藏在謊言之間的「請幫幫我」，卻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。不要對他人的求助視而不見，如果我們肯花點時間問放羊的孩子「你為何一直說狼來了？」也許放羊的孩子就不會被狼吃掉了。就算已經因為自殘或是藥物成癮，被村民們當成放羊的孩子，他們也依然是孩子，不是嗎？
Ｍ的故事
Ｍ入獄之後，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連一口飯也沒吃，他是五十多歲的男性收容人，一開始以為只是單純的「拒食」患者，但看著他一句話也不說，我開始發現有些地方不太對勁。Ｍ不是單純不說話，而是完全「不開口」。
若是心懷不軌的拒食，通常會開口表明自己的目的，或說「我絕對不會告訴你們我為何不吃東西」。然而若是像Ｍ這樣完全不吃東西的話，有可能屬於精神疾病。拒絕進食也是精神分裂的陰性症狀之一。
隨著Ｍ拒絕進食時間越來越長，我決定把他轉到精神疾病專責監獄——晉州監獄。不知為何，轉送申請沒被批准，只好讓Ｍ接受精神科遠距診療，並以戒護外醫方式領藥。可是，Ｍ不開口就是不開口，連藥都不吞。體力不支的Ｍ，最後幾乎只能躺著不動。我曾試著用較溫和的方式想打開他嘴巴，但他總是咬緊牙關，堅決不張開。Ｍ有著一對像外國人的藍眼睛，總是天真無邪地看著我們。我依稀記得他那雙藍色眼睛，眨呀眨的。
有時，醫生會幫患者做抗精神性藥物(anti-psychotics)的肌肉注射，但監獄裡並未備有這類藥劑，而Ｍ已因同樣問題戒護外醫過，想再送外醫，醫療科科長和戒護科人員都持反對意見。只怪上次外醫時，院方沒有好好處理。我猜大概是因為當時沒能掛到精神科醫師門診，只在急診室做簡單處置就回來了。還好Ｍ並不抗拒打點滴，還算能勉強度日。
記得那天，我們下了最終結論——再次讓Ｍ戒護外醫。不知為何，內心總有股不祥預感，總覺得那個晚上會是關鍵。我通常六點下班，但那天我選擇留在醫療科，讓Ｍ躺在診間打點滴，坐他對面持續確認狀態，到了晚上十點左右，Ｍ突然失去意識，也沒了呼吸和脈搏。我二話不說，立刻幫他做心肺復甦術，那是我成為醫生之後的第一次心肺復甦術。做的當下，整個世界彷彿停止轉動，不知道會不會每次都有這種錯覺。幸好做到第二輪時，救護人員抵達現場，Ｍ也恢復了自主循環。
戒護外醫的Ｍ，住進全南大學醫院加護病房。由於健康狀態相當不樂觀，可能活不到出獄，因此獲得暫停受刑許可。
後來，Ｍ被他哥哥接走了。聽說Ｍ的哥哥經濟狀況不甚理想，全南大學醫院認為Ｍ病情十分嚴重，不讓Ｍ辦出院，可是Ｍ的哥哥負擔不起大學附設醫院加護病房的住院費用，因此決定轉到類似療養醫院之類的機構。
最後，Ｍ在轉院的救護車上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那時我才知道，原來民間有一種私營救護車，是專門讓「即將在車上臨終」的患者搭乘的。Ｍ大概是在那樣的環境中結束了生命吧？雖然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，但要在這附近找到療養醫院並不容易，而且經濟因素也讓繼續接受治療變得難上加難，我想最後剩下的選項應該也不多了。
Ｍ走了之後，他哥哥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控告監獄醫療待遇不佳。接著，國家人權委員會開始針對我進行實質審查。調查人員調了監視器畫面出來看，監視器拍到的，是我下班之後留在Ｍ身邊觀察他狀態的影像。調查人員接著問了我幾個問題，大概是「你是否盡到最大責任提供應有醫療服務？」之類的。我告訴調查人員，第二次要送Ｍ戒護外醫前，他心跳一度停止，但這是無法預測的狀況，我在診間採取所有可行措施，只為了讓他恢復心跳。當下我很慶幸，自己能坦蕩蕩說出所有事實，沒有一句謊言。
我也會想，若自己有更多針對Ｍ這類精神疾病患者的臨床經驗就好了。撇開這個不談，Ｍ的事件帶給我的最大啟發是──「我們的社會是否有夠完整的系統能保護這樣的患者？」Ｍ從一開始被關進來時就不吃東西了。當初為什麼要堅持逮捕一名精神病患呢？由於經濟因素必須放棄治療的情況，是否還在繼續上演呢？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針對收容人該有的人權做出足夠考量呢？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該為這些需要接受治療的收容人發聲？
調到首爾看守所之後，我又遇到了幾名跟Ｍ相似的收容人。其中一名中國籍收容人也幾乎不說話、不吃飯，不過看起來狀態比Ｍ好一些。我不想再因為同樣問題放棄患者，於是要求他來醫療科找我，花了好一番力氣才讓他喝下加了藥丸磨粉的咖啡和可樂。不久後，他病情逐漸好轉。難怪我們總說——「患者，是醫生最重要的老師。」
▍本文節錄自《我是醫生，在監獄上班》，崔世鎭著，日月文化 / EZ叢書館。由Pubu電子書城授權轉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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