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證劵交易所上周宣布將成立「台灣碳權交易所」，除了建立國內碳權交易平台，也要跟國際認證機構合作，協助企業購買國際碳權以達到碳中和。目前最常見的碳中和手段就是「自然解方（Nature-based Solutions，NbS）」，但這在國際間已飽受批評，一方面企業購買碳權抵掉部分排碳，實質上自己並未減一絲一毫，另一方面買的又可能是假碳權，想依賴抵換減碳，最終只能失敗收場。
所謂「自然解方」，是以保護或復育大自然來因應氣候變遷。中研院歐美所日前邀請國際知名研究員西門·康塞爾（Simon Counsell）演講時他提到，這個名詞是2009年由國際保育組織所創，它們發現保育國家公園、野生保護區所獲得的儲碳能力，如果能商業化、並以碳權形式賣給汙染者，將帶來幾十億的收入。這對不斷尋求資金的保育組織而言，似乎是個好主意。
自然解方要達到效果，必須是額外減的才算數
從字義上來看沒有人會反對自然解方，但當它變成一種計畫名稱、並且在市場上買賣時就有很大的問題。一如西門·康塞爾所說，這種碳交易機制立刻受到汙染者及政府熱烈歡迎，如果可以種樹或向保育團體購買碳權，抵銷掉自己排的碳，就不必急著汰除化石燃料，甚至只要買更多、就可以排更多。
台灣中油公司已經這麼做了，2020年3月它跟殼牌公司（Shell）合作，首度進口一批碳中和天然氣到高雄永安天然氣廠，Shell購買的碳權來自印尼及秘魯等地的森林保育計畫（自然解方）。接著2021年8月中油再向埃尼集團（Eni）購買的碳中和天然氣，是由獨立機構Verra驗證、來自非洲尚比亞等地的森林保育計畫。而中油購買的天然氣，真的有像他說的碳中和嗎？其實有很多問題。
西門·康塞爾認為，要取得碳權，首先必須符合「外加性原則」。也就是假設這塊地未來可能被破壞，因為去保護了才免於破壞，所以可以獲得碳權。但如果這裏本來就被保護了，還能主張人為介入取得碳權嗎？應該不行。
他指出，中油購買由Verra驗證、來自秘魯的保育計畫，是位於阿蘇爾山國家公園、面積1萬3千平方公里的森林Verra宣稱如果不在這裏發展碳抵換計畫，森林就會被砍除變為農地。但其實阿蘇爾山國家公園在碳抵換計畫實施前4、5年，就已經是國家公園了，在這裏主張保育碳權並不符合「外加性原則」。
只要把破壞率極大化，排碳增加還能取得碳權
另外一點，要計算出保育後能獲得多少碳權，要先預估未來這個地區可能被破壞的比例，而一旦去保護了，就可以得到這個比例的儲碳功能。但問題出在沒有誰能精確預估這個地區未來會不會被破壞、破壞多少，因為這涉及諸多不可知的複雜因素，可能政策更替、土地利用方式改變、或土地本身的變化等等。
但保育計畫者通常會把預估的可能破壞極大化，例如假設會破壞5%，即便這個地區持續被破壞，從1%增到2%，還是可以獲得碳權，因為低於預估的5%。這很像許可排放量、實際排放量的問題，政府許可一家公司可排放5噸汙染，但他實際上只排3噸，即使它比去年多排了1噸，還是可以獲得政府獎賞。
西門·康塞爾發現，大多數的碳抵換計畫都有這種「基準膨脹」的問題。其他問題還有，一旦甲地被保護了，原本可能發生在這裏的破壞轉而到乙地，整體而言並沒有減碳，因此主張保育甲地可獲得碳權並不恰當。
最可靠的減碳，是減少使用化石燃料
此外「自然解方」還有很多顯而易見的問題，也已經被廣泛質疑。例如在多個國際會議被倡議的「種一兆顆樹」、或多次被引用的一份報告指稱2030年「自然解方」可解決37%排碳，而這個理論被提出6年後並未看到任何進展。
事實是地球根本沒有這麼多土地可以種樹，如果轉而利用農地種樹，又會導致糧食上漲，受影響最多的是貧窮地區的人民。而且種樹減碳的計算並不可靠，這些樹可能在之後被砍除，或遭遇愈來愈頻繁的森林火災，反而排出更多碳。而這些都沒有人在監督，那些買賣碳權的機構、企業也完全不必負責。
其實最根本的減碳法就是減少使用化石燃料，而不是抵換。同樣道理，台灣要達到淨零碳排，不是成立碳權交易所，更不是幫企業購買碳權以達到碳中和，如果執意用已經證明不可行的碳抵換減碳，走錯路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。
▍本文節錄自《新新聞 2023/05/03第1887期》。由Pubu電子書城授權轉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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