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詩婷舉例,曾有一位同事報到後遲遲無法適應。在她主動關心之下,才了解對方一路是名校高材生,進入外商後自覺英文不夠好、簡報美觀度也不如同事,因此備感壓力,卻很害怕求助。
「他不舒服的事情,其實你都沒有想過。」這番話也道出了大使們肩負的重任。
5個溝通工具,學習互助也學自救
值得注意的是,大使並非受過專業的諮商師,角色定位格外重要。「你是一個資源的提供者,但並不是要幫他扛下情緒和人生,」董蕙萱說明。
聯合利華的心理健康大使培訓課程依照「LARAS」框架,給予了5項支援裝備:
1.不帶批判地聆聽(Listen without judgement)
聆聽是所有深度對話得以發生的前提。這不只是空出時間給對方,而是真正放下偏見、留心於對方沒說出口的需要。我們的肢體語言往往透露了「有沒有在聽」,又是否隱約在批判對方,這些都是終止對話的地雷。
2.評估風險(Assess the risk)
並不是每一種負面情緒都適用於同樣的處理模式,因此下一步是學習評估對方的「風險程度」。
比如說,明明是數字能力強的同事,這個月的報表卻出了大錯;今天是大熱天,對方卻穿了羽絨衣來上班。異常就是線索,幫助大使能快速判斷嚴重性,不輕忽警訊、但也不過度緊張。
3.給予對方信心(Reassure)
在同事吐完苦水過後,光靠「一定會變好的」、「沒事」、「這沒什麼」回應對方,常常會造成反效果。
要讓對方相信事情能好轉,大使的關鍵任務是讓對方認識到組織內、組織外可用的資源,進而對未來抱持希望。
4.適當的支援(Appropriate help and support)
若有必要,大使會建議對方進一步尋求專業協助。
董蕙萱直言,這件事推動起來最不容易,「台灣整體文化和國外不太一樣,當我跟一個人說『你可以去找心理師聊聊』大家的接受度沒有那麼高。」但正因心理門檻高,同事間的支持更顯重要。
5.鼓勵自救(Selp Help)
總歸來說,大使的任務並不是替別人「解決問題」,而是「引導對方自救」。
「這是我們在跟別人互動時很容易忽略的一塊,」聯合利華台灣人力資源部專員黃嶸分享,這是她在訓練中很深的體悟,「我們必須讓對方知道,事情不會沒事就變好,要自己採取行動,先自救、才會有人救你。」若對方最終選擇不做任何改變,大使也要尊重。
不是和諮商師簽約,就能幫到員工
事實上,除了聯合利華之外,舉凡台積電、仁寶電腦、宏碁、桃園國際機場公司、台電、內政部、外交部等單位,都已有類似心理健康大使的角色,分別被稱為「小天使」、「關懷員」、「園丁」等等。
「主管承接員工情緒,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事了,不再是過去『情緒不要帶來職場』的年代。」
與台積電合作長達23年、服務近200家企業EAP的興智國際執行長黃智儀觀察到,一方面因為疫情的動盪導致管理者和員工的焦慮感雙雙提高,另一方面八年級生成為職場新主力,但不穩定性也相對提高,在「時代」與「世代」的交疊影響之下,愈來愈多企業開始積極關照員工的身心健康。
但她殷切提醒,EAP並不是把責任丟包給心理諮商,許多問題看似是「心理問題」,實際上卻是「管理問題」。舉例來說,「一般心理諮商師會就員工的『情緒』做處理,但實際上員工績效不彰是事實,在不了解員工工作職責、主管管理權責、工作要求等情況下做討論,可能無法確實協助到員工。」
要能打造身心健康的職場,並不代表主管要全盤接受員工的情緒,而是於情、於理、於法都需要更細緻的精進。
這是時代與世代出給組織的巨大考題,但也是企業無法袖手旁觀的必修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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